长三角四地教育媒体联合采访上海市闸北第八中学和上海市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我参观采访后所得一个比较深的印象是，两所学校在数字技术融入教学上所作出的富有成效的努力。数字技术融入中小学，不只是建立信息系统，用于学校管理，而是进入了微观的教学领域。比如在闸北八中，听了一堂高一的《余切函数的图象与性质》课，学生人手一个平板电脑，根据要求作图，数字技术在讲台大屏幕上即时呈现每个学生所作图像的正误及订正的图表，教师请学生说说自己为何这样订正。如果教学需要，每个学生作图的过程也可以提取在大屏幕上呈现。这样的师生即时互为反馈和教师作有针对性的讲解，所取得的教学效果，自然是能够优于未使用数字技术的课堂教学的。

但我想到的是，这是“数字化转型”还是“数字赋能”呢？“转型”是一种形态转为另一种形态，就我所能见到的中小学运用数字技术的场景，恐怕还不能够叫作“数字化转型”。我所见到的是，有效地使用数字技术，能够令好的学校教学如虎添翼。在这样的意义上，用“数字赋能”来表述或许更确切一些。

我想表达的不只是这个意思。我还想说的是，数字技术运用于学校教学，需要合乎教与学的逻辑和教与学的需求，而不是倒过来让教与学去迁就技术研发者或数字科技企业。数字技术用于学校教学，技术研发者或数字科技企业要有“用户意识”。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领导人在推动“数字赋能”方面，也要能够站在教与学这一方，替教与学的需求多想想，而不是倒过来要教与学迁就数字技术企业，或者服从于行政所拟定的“数字化转型指标系统”。三四十年前我还在读大学时，国内新兴“计算机辅助教学”，我想“数字赋能”的意思，恐怕也是一种“辅助”，只是“辅助”的工具由“计算机”扩展为“数字化”了。技术本身也在迭代升级，这是技术自己内生需求的演化逻辑，也是技术为教学服务需要而升级扩展的演化逻辑。

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欧美学术界“教育技术神话批判”的声音一直存在，反思的主要是“技术引发教育革命”的浪漫论，最早的提出者正是计算机辅助教学实验的开创人安东尼·厄廷格。质疑的声音也许可以提醒我们，教育的出发点是人，人也是教育的目的。

当然，“数字赋能”也给教师的数字素养提出了要求，但这又是另一篇文章的主题了。在《比较教育研究》2022年第3期上有一篇探讨欧盟及其成员国教师数字素养框架的论文，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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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采访时，几乎每遇见一位教师，笔者都会问：数字技术的引入给你在教学上带来的挑战及变化是什么？“高票”回答是：要花时间去适应数字化的操作，花时间和技术人员沟通需求，以便更好地通过技术实现教学设计。为此，两所学校都组织了相关的培训、学习。

还有一位教师的思考令笔者反复咂摸。她说，数字技术让信息获取变得很容易，高效的统计分析让教学更精准，在这一背景下，教师在课堂上不再是单纯地教授知识，更要做的是想办法引导学生提出更多的问题，利用技术作更多的探究。

技术的出现必然带来变化，这些变化体现在课堂情景、教学方式、评价模式，以及教师的角色定位、技术素养等教学领域的方方面面。对此，你遇到过哪些小故事，又有哪些体会和思考？欢迎广大教师移步《教师话坊》，发表你的观点。